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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终于退休了。我历来讨厌“保持一致”的提法,因为它禁止人们的思维与创新,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退休后禁锢少了一点,自由多了一点,介绍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应该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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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应克复:专制集权主义:中国的文化基因  

2014-08-12 16:47:45|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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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应克复:专制集权主义:中国的文化基因

作者:应克复 发布时间:2010-01-20 17:1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1201920.html

 

中国没有民主的自然生长,除了社会结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文化基因,或者如李慎之所论的“文化传统”。“基因”具有稳定、单一、顽强的遗传性,是生物体发展的根脉,将之移植到文化领域,称“文化基因”,以解释一国一民族的历史面貌,也许更为确当。

 

  中国的文化基因即专制主义,恰好也奠定于秦代。所以秦始皇实际上修筑了“两条长城”,一条是有形的,以抵御异族入侵;另一条是无形的,那就是从制度框架到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它既扼制本民族的人身与思想自由,也排斥外来的进步文化,以独霸的一元文化形态主导中国历史,其作用至今未消。中国要建立现代民主,必须清除这条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专制主义“长城”。

 

  文化的“一元”与“多元”

 

  人类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应是一元的。这是因为人性(无论何种族、何民族、何阶级)是共通的,大家都谋求幸福,崇尚自由,反抗奴役与压迫。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由于人们总是在政治国家的统治下生活,人性常常受到扭曲,在这种条件下,被统治者或统治者从自身利害出发,提出尊重人性或扼杀人性的不同学说,从而产生了多元的文化价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很能说明这一点。如孔子的“仁”的学说,主张“礼治”,就是以人性“善”为出发的。荀子则主张性“恶”说,是对儒家学说的一大修正,因而认为仅礼不足以治天下,须以法辅之。法家则更笃信性“恶”说,故反礼治而主法治。管子认为,“赏罚以为君”,君主应以赏罚作为治国的基本方法。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为即将兴起的专制国家提供了完备的法治理论(此点下述),对中国后世政治文化影响深远。老子对人性别有一番深刻的理解,虽然他不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他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这几乎是一种空想。因为一国之君怎能以“无为”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呢?但是,好好体会老子的思想,他实在可称是中国乃至人类自由主义的思想鼻祖。比如他认为,“我(此“我”大概是指国君吧——笔者)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有为,反“不足以治天下”。故“政苛者民乱。上多欲,即下多诈;上多求,即下交争”。而“圣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他的箴言便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矣。他要求人们懂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人类必须遵循这一自然规律。庄子则更带有极端自由主义倾向,认为人皆各得尽其性而天下安矣。法天道之自然,尚无为以致治,是其思想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派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格局,造就了古代中国多元的文化基因。当时,没有哪一派学说独占鳌头,是主流意识形态,被钦定为各派的指导思想。但这多元的文化基因都衍生于人性之母,所以,文化价值从本质上看是一元的,都是从人性出发,又为了人性的实现,只是人性的实现太艰难了。

 

  可是,一元论的文化价值并非只有一种,可以有张扬人性的一元论,如自由主义;也可以有反人性的一元论,如专制主义。前者是自然的一元论,后者是以国家强力为背景的一元论。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专制集权国家起便进入了以反人性为主旋律的一元论时代,这是人性遭受扭曲的漫长时代。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革除帝制,创建民国,但专制主义与集权体制却在新的名义下延续了下来。“民国”只是时装而已。因此,中国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是以皇权为载体的专制集权主义时代,其主流、独霸的文化价值是专制集权主义,形成了反人性的一元文化传统,沉淀为主导民族的文化基因。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历史概念需要纠正,那就是秦以来是封建社会之说。此说约定成俗,广为流传,以讹传讹,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曲解。事实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所建立的是皇权一统之下的专制集权社会。现在,把“专制”、“暴政”、“迷信”等罪名都冠之以“封建”,诸如“封建专制”、“封建暴政”、“封建迷信”,实在名不副实。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于先秦的西周时代。周天子将国家领土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便是分封领土上的国君,所谓“封土建国”;各国君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权,其王权世袭。这同秦统一之后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因此,秦一统中国之后社会发生了质变,即由封建社会转变为专制社会,秦以来的文化传统也由专制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当然,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秦以来的专制社会与此前的封建社会都是农业社会。

 

  秦皇朝的专制集权主义遗产

 

  秦王朝虽十五年而亡,但其历史影响逾两千年而不衰。

 

  (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历代皇朝所传承,正所谓“百代多行秦政制”。“秦政制”即集权制,概而言之,是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全能国家体制:皇帝对于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专制主义。帝王掌控大臣与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等“六柄”之权。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命中央,服从帝王旨意。如柳宗元所言,“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总之,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中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

 

  (二)君主专制之“术”为历代帝王所效仿。所谓“术”,即君主制御群臣之权术,以免独专的大权旁落他人,这是君主专制的核心。君主要驾驭国家,对文武大臣、宗室妻妾既要用之,又须防之。因为君臣之间有利益相同的一面,也有利益不同乃至冲突的一面。君王的危险恰恰是来自爱臣、宠妾与兄弟。“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重臣也”(韩非《八经》)。“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所以,“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也”(韩非《备内》)。作为君王,应“尽敌之”;“尽敌之,无患也”。统统不可信,统统的加以防备,才可防患于未然。

 

  至于御臣之“术”,韩非所论也颇为周到。大致为:第一,御臣之辔[pèi]在赏罚。臣下的生杀予夺、富贵贫贱都应独操于君王,用赏罚制导群臣,控制全国。第二,君王务必保持自己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若有人臣威势过盛,能与君王抗衡,应迅速改变,杜绝“一栖两雄”。对于难于控制的人臣则“除之”;“除”分“阴除”与“显除”。臣民的言论必尊君利上。若“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若借古非今,则更是大逆不道。第三,“备内”,即防备家内之乱。“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第四,君王要经常砍削、调整人臣与左右的权势。“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毋使枝大本小”,“厚者亏之,薄者靡之,亏靡有度”。第五,严禁朋党结私。“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检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任何朋党的雏形都必须解散,所谓“必伐其聚”。第六,官再大,也不能以其所辖地盘成其势位,不能征税,不能拥兵,不得互相私传文书,等等。此外,君王之“术”都要绝对秘密,“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同时,人主使术要“若雷若电”。仅以上简单所列,我们可知韩非堪称是举世无双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一套不为任何道德束缚的、系统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使马基雅维里(14691527)的《君主论》相形见绌。

 

  (三)滥用专制皇权的先河。中央集权政体加上帝王专制的权术,使皇权为所欲为,滥用无忌。

 

  第一,滥用民力。秦灭六国,无年不战,无岁不征。交战规模少则役众数十万,多则一两百万。统一后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急忙大兴土木,修宫建殿,“治驰道,兴游观”,建国头五年出巡三次。之后,公元前215年到210年间,发兵三十万北击胡,五十万人屯守五岭,令二十万人筑长城,驱七十余万人修阿房建坟墓,共征民力兵力一百六十余万。秦皇为实施宏伟计划,增大赋税,加重徭役,使民众实在活不下去。陈胜、吴广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是暴虐无道的统治者逼出来的。

 

  第二,滥用暴力。巨大的工程、超重的徭役,势必横征暴敛,刀斧相逼。“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修阿房宫建陵墓的七十余万人是触犯国法的“犯人”,遭割生殖器等刑法后强制服役,其中还有不少人受刑后死去。始皇时严刑的主要对象是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下层。胡亥、赵高之时,严刑对象发展到大臣、诸公子,“专政”范围不断扩大。

 

  第三,焚书坑儒,仇士箝口。仇视知识分子、焚书坑儒、思想专制也为秦始皇所首创。焚书坑儒内容有五:⑴秦之外各国历史纪述皆烧之;⑵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烧之;⑶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⑷以古非今者族(灭父母、兄弟、妻子之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⑸若欲有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上述举措引起了知识分子的议论,引发名震后世的坑儒。秦皇长子扶苏恐天下不安,说了几句让其老子注意影响的话,结果惹怒了秦皇,将之下放到边境监军。连自己的长子、接班人都不能说一句规谏的话,可见秦朝皇权专制暴戾之烈!以后历代帝王都效法秦皇,将钳制思想、以言入罪定为基本国策。

 

  秦始皇或秦政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它表示各国之间战乱的结束,一统国家对人民征战的开始;表示封建制下自主、自治的结束,集权制下独裁、暴政的开始;表示百家争鸣多元文化时代的结束,专制主义一元文化时代的开始。总之,秦始皇代表统一,也代表专制。漫长的中世纪启幕了,历史在两千余年间艰难而缓慢地跋涉,也由此,出现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儒法合流——专制主义的完备形态

 

  法家理论为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但秦政苛暴,十五年便亡,说明仅有严刑峻法与帝王的一套权术,还不能使统治维持久远。因此,自西汉开始,统治者认识到秦始皇所笃信的“仁义惠爱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这一法家理念的局限性,开始调整统治策略和控制社会的方式,尊儒崇孔,以儒家伦理对冷酷、暴虐的专制主义进行包装、缘饰,使专制主义由赤裸裸的霸权之术演化为驯服人性的准宗教,诱使民众心悦诚服地做帝王的子民、顺民。儒学改造为儒教之后,其要义大概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神化君王,其至高、至尊的地位披上“天”的外衣,成为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董仲舒写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承天意以成民性者也。”“无圣人以礼乐道术化民,势必各从其欲,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乱不可止。”(《天人三策》)所谓“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一正君而国定”(孟子语),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以忠孝伦理构建以君王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三纲”中,“君为臣纲”至高无上,为其核心与统帅),由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下卷》)。以此为指导,君、臣、民各自的权力与义务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韩愈《原道》)。可见,儒学融入法家创立的专制主义之后,提升了皇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它使“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使严酷、血腥的专制主义罩上了一层“忠孝”、“仁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此,专制主义有了制度框架(郡县制),有了统治权术(方法),还具备了意识形态。儒表法里,阳儒阴法,“王霸道杂”,是中国专制主义简明、确切的概括,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的法统与道统。

 

  奴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基石

 

  专制主义的另一面是奴隶主义,没有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不能成立,两者相辅相成。中国的黎民百姓被称为“子民”,意味着皇帝是“老子”,百姓是“儿子”。皇帝的威严与至尊以大臣的谄媚与百姓的卑微相映衬。万岁爷一出场,众生便齐刷刷跪下,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皇上的忠诚,是朝廷的最高原则。你可以平庸无为,你可以坑害百姓,甚至渎职、贪污,只要你对皇上忠贞不贰,你就平安无事。说句实在话,在专制皇权的超强控制下,做奴隶成了百姓唯一的选择。鲁迅认为,对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前者是皇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是皇权遭到破坏的乱世时期。在这样的社会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只能远离尘世,隐居山林。普天之士则纷纷“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这就是在专制权力格局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这样的社会,文明哪怕生长一寸,也几乎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治乱循环,专制再生。每个中国人应该有这种觉悟,不再做“驯服工具”,才能埋葬专制主义。

 

  另一种文化基因

 

  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出版,对中国历史增添了一种新认识。李慎之为此书所写的序的题目就是“发现另一个中国”。

 

  游民的社会成分大概有兵痞、恶棍、流氓、盗贼、乞丐等,他们是无固定职业、无固定经济收入与无固定生存空间的社会群体。

 

  游民群体是专制集权体制下长出的一个社会肿瘤。由于皇权与官僚集团追逐私利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们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官贪吏污,兼并土地,使社会中一部分人失去任何生活资料,沦为游民(其中,不排除一部分主观原因)。从社会结构与体制角度加以分析,他们是被抛向专制体制之外的社会群体,是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隐性社会。儒家奔走的是朝廷庙堂,道家向慕的是山林归隐,游民则活动于专制社会缝隙的“江湖”,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根据地”。每当帝国衰败,社会进入乱世,他们便凸显于世,甚至举起义旗,领航社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国人对游民社会虽一直缺乏研究,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则广为流传,其精彩篇章妇孺皆知。就是说反映游民状态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早已问世流传,且家喻户晓。这种现象鲁迅有解释:“这是因为社会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可见游民文化并不是人们所生疏的东西。

 

  值得重视的是游民文化或游民意识虽与主流、正统的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有不少却成为民间谚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江湖义气”,这是游民意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拉帮结派,桃园结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这些话语至今挂在一些人的嘴上。痞子与土匪的做派是他们的求生之道。如“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神鬼怕恶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等。这些谚语也成了国民性中的一些原子与分子。他们反抗现存秩序与法规,无法无天,但内部纪律却严格而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时都要发誓:如不忠不义“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称兄道弟,似乎上下平等,但为首者占山为王,“忠义堂”上排座次十分讲究。他们执迷暴力,为实现其目标,除了暴力再没有别的。造反、抢劫、摆平等,无非是暴力的不同说法而已。生存靠暴力,壮大靠暴力,造反更是靠暴力。只有招安了他们才无须暴力。他们疾恶如仇,杀富济贫,似乎代表社会正义,一旦改朝换代,自己坐上皇位,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

 

  鲁迅笔下的阿Q是流浪于城乡之间的一个游民,是一个痞子,却是“国民性”的典型,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语),可见游民意识在国人文化基因中的重要。后来,阿Q“革命”了。于是,他念着要做三件大事:抢东西(要什么,有什么)、抢人(玉帛女子)、报仇。作者给阿Q安排的结局(“大团圆”)是送上断头台,因为:一则阿Q算不上是什么革命,二则他的“革命”成了之后,对社会而言是新的灾难的降临。闻一多在分析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时也说过:“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土匪”就是游民中敢于冒险、进行反社会活动的那一部分人。

 

  游民对社会没有建设意义,可是在乱世时代,他们中的勇敢分子呼风唤雨,在历史治乱交替、王朝循环、专制再生中起着主导作用,此点犹应注意。王学泰的研究表明,自秦以后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的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左右。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李慎之也同样认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不过他们成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为‘奉天承运’‘继天立极’”,即是说,一当上皇帝,游民摇身一变,成了“天子”了。刘邦、朱元璋出生于带流氓气的游民。陈胜、吴广,黄巾、赤眉,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农民起义。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造反者杀人如麻,都是游民之雄。这些游民之雄当了皇帝,游民意识将带进他的统治生活,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主义在中国达两千余年而不衰,俾使百年来的民主生长倍加艰难。但是,第一,专制主义之持续无不以暴力为后盾,当暴力作为统治者的惯用手段为世界上愈来愈多的文明国家所摒弃时,专制主义也就日暮途穷,寿终正寝了;第二,专制主义无不与人性、自由、平等、正义为敌,当人们渴望回归人性、普享自由、实现民主、高扬正义这些普世价值时,专制主义便成为过街老鼠,无藏身之地了。

 

来源: 《书屋》二〇〇八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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