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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终于退休了。我历来讨厌“保持一致”的提法,因为它禁止人们的思维与创新,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退休后禁锢少了一点,自由多了一点,介绍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应该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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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议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原创)  

2008-07-29 00:11:12|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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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设计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方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因为它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社会的稳定,甚至影响执政的合法性。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在分配制度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和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也都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笔者认为,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先从分清概念入手,因为概念是理论思维的工具,是理性认识的三种形式概念、判断、推理之首。

所谓公平,从内容上看,包括机会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

机会的公平是指通过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使得每个人成就的取得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

结果的公平是指分配的结果比较公平,人们的收入既不是完全平均,也不是差距过大,而是保持在既有利于鼓励进取、提高效率,又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的限度内。

所谓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是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之间的比率。或者是指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并得到充分利用。

对公平这一概念如果不做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区分,笼统地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容易造成思维混乱,很难把问题讲清。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以及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前因后果的顺序排列,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是效率,第三是结果公平。

首先,机会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机会公平意味着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才会有高效率。机会公平要求大家在统一的比赛规则约束下进行公平竞争,就好比是裁判员一声枪响,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起跑,你追我赶,最先到达终点的一定是效率最高的。

如果有人提前起跑,即使最先跑到终点,也不代表高效率。动物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公平竞争,只有打赢的猴子才能当猴王,所以动物世界中永远是强者的延续。我们人类社会也应如此,在机会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公平竞争的过程,才能筛选出强者。在政治领域各政党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然后由公民投票,选择代表人民利益且廉洁、勤政的政党来执政;在经济领域,各厂商把自己生产的商品摆到市场上来出售,然后由消费者用货币来投票,选择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动物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则是“党竞民择,胜者执政”、“商竞民择,胜者赢利”。

商品经济是一种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在竞争机制下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高效率,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刺激生产者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的分配比例,合理配置资源;三是促使商品生产者发生分化,优胜劣汰。

即使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按劳分配也是机会公平在先,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

可见,机会公平是产生高效率的前提。效率与机会公平相比,是机会公平在先。

其次,通过对高效率的副作用的矫正实现分配结果的公平。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公平在创造了高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副作用,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甚至贫富悬殊,这时就要利用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调节手段进行矫正,使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保持在较为合理且大家认同的限度内,以实现分配结果的相对平等。一方面通过让富人多纳税来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富人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征收遗产税,也是富人的遗产越多,税率越高。另一方面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低收入者补助或资助来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如政府对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对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生活补助,以保证他们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政府资助教育事业,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政府资助医疗事业,以保证国民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政府出资对年轻人或失业者进行就业培训,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政府投资兴建住房,以低房租向低收入者出租,或以低房价向低收入者出售,改善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国家制定各种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等。

机会公平、高效率、结果公平三者之间是前后衔接的因果关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完整程序,三者缺一不可,同等重要,不能随意减掉任何一项,也不能随意颠倒先后顺序。如果强调效率优先,容易产生误导,似乎效率比公平更重要,甚至产生歧视公平的倾向。

我们当初的改革设计方案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片面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忽略了机会的公平。

公平产生于规则。在缺少竞争规则的背景下,依靠勤劳或合法经营实现富裕,如同缘木求鱼,实在是太难了,而违法经营或靠近权力才是实现暴富的捷径。通过生产伪劣假冒产品、缺斤少量、偷税漏税、污染生态环境、压低工人工资等违法或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是实现暴富的首选捷径。用金钱贿买权力,得到官员的庇护,进而实现官商合谋,公权私用,是实现暴富的更近的捷径。如果本身是高官或是高官子女、或与高官家庭联姻,则是实现暴富的最近的捷径。

在我们身边机会不公平的现象随处可见,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享有的待遇不同,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同,不同地区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同,城市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不同,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不同,一个单位里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工资待遇不同,厂商结交权贵与不结交权贵赚钱的机会与多少不同等等。

在这种机会不公平的背景下,人们成就的取得与收入的多少,往往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才能与努力,而是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或是否敢于违法。机会不公平使得整个社会缺少公平竞争的机制,犹如一场没有比赛规则或虽有比赛规则但可以任意犯规的足球比赛,进球多少不反映球队的技术水平,谁输谁赢也没有任何意义。

2005年5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访问大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一方面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外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也就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只要掌握知识,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

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而在我们这里,占GDP20%的是腐败资金,教育投入过少使得一些人无法掌握知识,从而无法改变世世代代贫穷的命运。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但实际只达到2.87%,4%的目标至今尚未达到,现在把实现4%这一目标的时间又推迟到了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达到6%。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4.1%。而我们还在为实现4%的目标而努力。在我们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基础教育投入最少。我国初、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比约为80:16:1,而教育经费投入比则与此相反,约为1:3:52。在少得可怜的基础教育投入中,农村教育投入更少。《中国教育报》2004年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建国50多年了,全国仍有1/4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教育落后、特别是农村教育落后,使得许多人不具备参与现代社会竞争的基本条件,无力攀爬社会的阶梯,注定了永远是弱势群体的一员。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一方面,政府没有为弱势群体参与现代社会竞争提供有力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没有为全体公民提供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许多人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受家庭出身、个人身份及社会背景的限制,仅仅凭借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也很难攀爬社会的阶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权力不受监督导致权力强于一切,知识贬值,才能无用。升官与发财机会最多的是高官子女及他们的联姻,而升官与发财机会最少的就是守法、勤劳的百姓。权贵家族世世代代的富,平民家庭祖祖辈辈的穷。

忽略机会公平的后果是制度改革滞后,社会秩序混乱,缺少竞争规则,优劣逆向淘汰。

我们当初的改革设计方案存在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发展是硬道理,忽略了分配结果的公平。

我们所讲的分配结果的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差距不是很大的、适度的、相对的公平。那么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大才为公平?这个问题应服从习惯法,由百姓说了算,只要大家认同,就是公平。

2005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中国发展基金会的赞助下,“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人民网”上进行了网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目前的社会很不公平的占50%,认为不太公平的占40%,认为基本公平的占7%,认为非常公平的只有1%。由于公平缺失,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据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份资料表明:1982—1986年,社会支持改革者占92%以上;2004年,社会支持改革者下跌到20%—25%的危机程度。

法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皮埃尔·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认为,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出其他法律的法律。”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认为“正义即公平”,“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可见,公平才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实现公平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调节人们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重视并实现社会公平,是考核一个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重要标准。

可是我们这些年却忽略公平,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过分追求GDP的高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而且还造成了贫富悬殊,其严重程度令人咋舌。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

2006年5月13—14日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田瑞璋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尚在贫困线的贫困人口2300多万,处在温饱边缘线的人口近5000万,还有城市贫困人口约2800万,因此,整个中国尚有1亿人处在脱贫的边缘。如果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话,中国贫困人口将可能突破2亿。

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2.4%。

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高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及部分官员腐败收入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比,纳税后仅为2:1。而我们的国企老板和银行高管的年薪则由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突破了一千万。2007年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的年薪竟然达到1748.62万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上千倍。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属于分配,纯粹是一种抢劫。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生存的安全网,也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1972年,欧美14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平均48%用于平价住宅、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险费用上;1988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美国为44.3%,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44.9%。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欧盟国家则达到50%,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各类社会福利开支。

社会主义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留、调整和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以保证转型期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俄罗斯在转型期不但保留了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而且不断地加以完善。最近世界银行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显示,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医疗、补贴、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弱势群体也扎扎实实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而我们在转型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量公有制企业破产,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原先由企业承担的福利和保障制度化为乌有,今后企业也不再承担过重的社会职能,而此时我们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却是从零开始。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2007年5万多亿元,但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养老、住房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建立涵盖这些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是政府的责任,可是政府却将其视为包袱,将学校、医院、房地产业推向市场,甚至与房地产商合谋,获取暴利,使得百姓被教育、医疗、住房等数座大山压得喘不气过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蛋糕越做越大,可是蛋糕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呢?其根源是缺少民主的制度和公平的规则。如今中国的贫富悬殊主要不是在机会公平的背景下形成的,而是在机会不公平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贫富悬殊特别严重。英国十七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哈灵顿曾以分饼的例子来说明“均分与选择”的原则,两个人共分一块饼,先由一个人来均分,然后由另一个人来选择,分饼的人如果分得不均,自己是要吃亏的,因为另一个人会把较大的一块拿走,因此,他就会分得很平均。我们这里分蛋糕的人不受任何约束,不仅掌握着分配权、先得权,而且掌握着专政权,总是自己先留足了,才把余下的分给他人,贪得无厌,而且有枪无恐。

有人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追求公平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只有牺牲公平才能提高效率。此种提法从混淆并曲解“公平”这一概念的含义入手,进而贬斥公平。如果这里讲的“公平”是指“机会公平”,那么“机会公平”只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如果是指“结果公平”,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说明,“结果公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差距适度的相对公平。实际上,不仅“机会公平”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结果公平”也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结果公平”是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效率提高的。公平与效率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

从商品市场来看,许多商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是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老百姓买不起。消费需求不足是因为老百姓工资收入过低。工资收入过低是因为劳动就业困难,失业人数较多使得就业人员的工资也不会高。为什么就业困难?是因为厂商对劳动需求不足,市场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为什么市场需要的劳动力不多,因为许多商品积压卖不出去,导致生产供给减少。归根到底是因为分配不公,工资收入过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西方国家工人工资的几十分之一,由此导致了目前经济的非良性循环状态。

但是这里存在着经济增长的两个方面的潜力,一是消费需要大于消费需求,老百姓对许多商品有需要,但无需求。“需要”是指购买欲望;“需求”则是指既有购买欲望,又有支付能力。老百姓一方面想购买商品,另一方面又因为收入太少无支付能力而买不起。二是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部分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

如果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就会提高购买能力,使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增加导致市场商品畅销,从而促进生产供给增加。生产供给增加又会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使就业人数增加,失业人数减少,并进而使工资收入增加……,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所以说,分配结果的公平也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它是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逐步提高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应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低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幅度内。我国现在处于经济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关键是要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将腐败收入转化为百姓收入。

我们承认,如果实行绝对的平均分配或分配差距过小,会影响人们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造成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并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这种平均分配。绝对平均只适用于物质极度匮乏的自然灾害或战争时期,因为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多得会导致另一部分人无法生存。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分配结果不公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下降。一方面老百姓分得的蛋糕太少,另一方面权贵阶层分得的蛋糕过多。老百姓分得的蛋糕太少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权贵阶层分得的蛋糕过多,他们在满足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消费之外,就去炒股票、炒房价,制造泡沫经济,并且把在国内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

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的消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而我国经济增长却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5年的10.75%,远低于一些市场经济较为成熟国家60%左右的水平。工资本来就低,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以百姓更加不敢消费,使得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笔者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是特别危险的,应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一是因为基尼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二是因为贫富差距主要是在机会不均等的条件下形成的,有的人是凭借公权私用暴富,有的人是依靠官商勾结发财,有的人是通过违法犯罪致富;三是因为我们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生成的贫富悬殊,贫困者的收入极低,甚至无法生存;四是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出现的贫富悬殊,一些贫困者得不到最低的生活保障;五是因为这是一种大多数人不认同的贫富悬殊。

本人赞同党的十四大关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提法,也赞同十七大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提法,建议停止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因为它在实践中的效应是既忽视了机会公平,又忽视了结果公平,导致竞争无序,贫富悬殊,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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